《中國南瓜史研究》序言

昕升為修訂新版《中國南瓜史研究》向我索序，我即刻答應了。這本屬導師應為之事，因思明仙逝而由我來續(xù)成，我能理解昕升學侄的情意所在。

昕升乃思明高足，師徒聯(lián)手共同推進了中國的南瓜歷史研究，曾有多篇合著論文刊出。我曾說過，思明是當代農史學界的領軍人物，是中國農史學者中少有的能與國際學術界對等地無障礙交流的專家學者之一。以他宏闊的視野與超群的能力，囑交昕升研究南瓜歷史，必有深意與所期焉。

一，南農作為中國農史學科的大本營，長期保持了高平臺、大團隊、多領域的優(yōu)勢與特色。在統(tǒng)籌參與全國性的重大農史聯(lián)合攻關課題之外，于農業(yè)歷史的各個領域都有力量兼顧與布設，人才與成果皆極一時之選。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隨著代際之更替，若農業(yè)歷史文獻整理、農業(yè)科技史、農業(yè)經濟史、農田水利史、耕作制度史、畜牧獸醫(yī)史、地區(qū)農業(yè)史、乃至蔬菜史、養(yǎng)雞史研究等優(yōu)勢與專長領域，逐漸淡出今人學術志趣。由此帶來的農業(yè)史研究“泛化”傾向，漫渙了邊界、沖淡了特色，弱化了農史研究在中外學界的地位與權重。思明對此是警惕的，他組織的紅本本抄錄工程，以及在碩博士培養(yǎng)中的多樣性選題安排，很有力挽狂瀾興滅繼絕的意向與努力。

二，避開慣常，挑選一些關注度不高、資料相對欠缺、研究難度較大而且能運用某些傳統(tǒng)手段與功夫的科研選題，交由學生去做，對青年學人有“蹲苗壯苗”之功。據(jù)昕升相告，南農早年的《中國農業(yè)史資料》《中國農業(yè)史資料續(xù)編》613巨冊4000多萬字，雖以抄錄農作物資料齊全而著稱，但并未涵蓋南瓜。昕升遍覽嘉靖以降各類文獻，所翻閱的方志至少在6000種以上。“最后形成的史料匯編仍有古籍類五萬余字、地方志類十余萬字，民國資料、現(xiàn)代資料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僅就資料工作而言，這是一個難得的補課過程。在遍讀、鯨吞中既能擇而用其所用，又無形中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涵養(yǎng)了學殖，不知不覺地提升了學術能力與水平。昕升將一個小小的南瓜寫成一部書（常建華語），被稱為“一項農史研究的拓荒之作”（曾雄生語），以至于任何人研究南瓜都繞不過他（王思明語），并成長為比較優(yōu)秀的青年農史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當初看似拙笨的功夫的運用。

三，由南瓜史研究鉤聯(lián)出的其他學術探索與思考。南瓜種出南番并非中土原產，由作物史——美洲作物史——中國南瓜史這種層進的推理與研究，已經構成一個龐大的時空與學術體系。南瓜源自美洲，但就明清以來對中國社會經濟發(fā)展產生過巨大影響的經濟與高產作物而言，一般并不將南瓜納入其中。正是南瓜的似糧非糧、似蔬非蔬、甚至似農作物非農作物的特性，讓它在農作生產與百姓飲食的中介地帶有了一席之地，這或是慣常的農史研究中尚未關照到的問題之一。在我與思明年輕的時代，南瓜一般不會種于大田與菜圃的。它能夠充分利用邊際土地，場畔、崖邊、墻角、樹下、草叢中往往是它的去處，因此在傳統(tǒng)中國一向被奉為救荒至寶。南瓜是典型的環(huán)境親和型植物，農民對它的經管是廣撒播少務作，大概只有一個種與收的過程而已，但它對人類的回報往往是非常豐厚的。由于具有高產速收、抗逆性強、耐貯耐運、適口性佳、營養(yǎng)豐富等優(yōu)勢，故能不脛而走，遍及東西南北，成為廣受歡迎的菜糧兼用作物。至于南瓜、番瓜、倭瓜、金瓜、飯瓜諸稱謂，或言源自、或狀形色功用，已是頗具特色的本土化話語表達。

四，期待的學術推進。昕升的書稿由一個作物的視角展開，既從歷時性維度縱向梳理了南瓜在中國本土化動態(tài)的演化進程；又從共時性維度考索了南瓜本土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科技文化系統(tǒng)結構的作用與影響考察。昕升的“推廣本土化、技術本土化、文化本土化”三段論，是對域外作物傳入中國的適應和調試、乃至于形成有別于原生地品種的本土化過程比較精到的理論與學術歸納。昕升在學術界有“南瓜博士”之譽，應該是實至名歸。

對于昕升調離南農，我是滿懷不舍與心存凄然的。一個學問人，不管順與不順當以學術選擇為第一，我與思明比較好地堅守了這一點。脫離了四大專門機構的農史研究，畢竟缺少了某種積淀、環(huán)境與氛圍。昕升因為到了新的單位，以后可能不一定再從事南瓜史的研究，但是應該相信他在南農的歷練與成長仍會發(fā)揮作用，取得更大更高層次的成就。

即此為序。

樊志民 2022.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