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鋒,中國農業(yè)大學人文與發(fā)展學院,副教授
我國地域遼闊,地質地貌特征和氣候水文條件復雜,且處在世界兩大自然災害帶(環(huán)太平洋自然災害帶和北半球中緯度自然災害帶)和東亞季風區(qū)復合的自然災害高風險區(qū),導致孕災環(huán)境穩(wěn)定性差、致災因子危險性高,加之我國人口眾多,因此,自古以來我國就是一個災害頻發(fā)的國家。受嚴峻的災害特征驅動,我國成為世界上最早開展災害管理的國家之一,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堯舜時代,黃河流域“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孟子·滕文公上》),堯和舜先后委派鯀和他的兒子禹治理洪水。此后,自公元前十八世紀至紀元后的近三千八百多年里,我國幾乎無年不災、無年不荒,史書概述為“旱、水、蟲、饑、雹、風、疫、地震”八種,其中“饑”是其它災害的直接后果。僅以兩宋為例,短短的319年間,遭受各類自然災害共計874次,其中水災193次,旱災183次,冰雹災害101次,風災93次,蝗蟲災害90次,饑荒87次,地震77次,疫災32次,霜雪冰凍災害18次。我國古代災害管理主要包括防災、抗災和救災,并形成了以災害理學、災害工學和災害律學為體現(xiàn)的災害管理成就。
一、古代中國防災形成的災害理學
由于重大災害直接威脅著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的穩(wěn)定,歷朝歷代統(tǒng)治者都十分重視各種災害的防御,并形成了災害理學。災害理學是我國古代經(jīng)過長期實踐和積累所形成的關于自然災害形成的原因和機理的理論,其代表了每個朝代對“自然災害是如何形成的”這一問題的科學認識水平。
我國古代對災害的認識和相應的應對措施一般有兩種。一種是認為災害是天意,它發(fā)生在政不修、德不厚、道不正的社會時期,目的在于警戒和譴責庶民,特別是帝王的過失,并令其悔過。因此,人們不可能直接抗拒它,而只能從政、德、道改善的方面來順應天意,謀求上天恩典,間接地起到消災的目的。另一種是把災害看作客觀存在的自然現(xiàn)象,認為人類可以直接抗災。因此,“趨利避害”的觀念作為我國古代農業(yè)經(jīng)營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便是一種科學的生產和減災觀念。由于那時的減災觀念具有長期的穩(wěn)定性,因而,若這些觀念是科學合理和有積極意義,就能夠較好地發(fā)揮其指導減災或促進減災的作用。但如若某些減災觀念有消極意義,也會禁錮人們的思想,束縛人們的行為,阻礙災害管理取得成效,甚至引發(fā)社會動蕩和改朝換代。
例如,在我國古代很長時期內認為萬物皆由神主宰,天神地神山神龍神決定著災害是否發(fā)生。例如,龍王掌管下雨;打雷、閃電、刮風和大火則分別由雷公、電母、風婆和火神掌管。一旦出現(xiàn)大范圍的水旱災害和雷電、閃電、大風、火災、地震,古人則認為是上天對人的行為的示警,這反映了我國古代對災害發(fā)生的天人感應觀念。在我國古代典籍《國語·卷一·周語上》記在了西周宣王、幽王時的太史伯陽父對周幽王二年發(fā)生大地震事件的認識。他認為:“天地之氣,不失其序”,“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即天地之氣運行有一定秩序,陰陽二氣失調、對立、消長,破壞了大自然的秩序,便產生了地震。為了防御災害,我國古代早在周朝時期就形成了完善的祭天儀式。統(tǒng)治者通過祭神求天,以達到消災解禍的目的。每年冬至,周天子都要在國都南郊的圜丘舉行盛大的祭天儀式,此后歷朝歷代的皇帝都要舉行例行的祭天。除了皇帝親自祭祀之外,每遇大旱或洪澇,最高統(tǒng)治者還委派官員到名山大川的廟宇祭拜。
除祭神求天防災之外,我國古代有些皇帝認為重大的自然災害皆是因自己的錯誤導致的天譴,因而皇帝會對天下頒布“罪己詔”,自我譴責以求上天赦免。如公元109年,因為發(fā)生嚴重饑荒,漢安帝發(fā)布罪己詔曰:“朕以幼沖,奉承洪業(yè),不能宣流風化,而感逆陰陽,至令百姓饑荒,更相啖食。永懷悼嘆,若附淵水。咎在朕助不逮?!惫?58年,北齊天保九年,因發(fā)生大旱,北齊文宣帝高洋數(shù)次祈雨未果,高洋暴怒之下毀掉了戰(zhàn)國水利專家西門豹的祠堂,并挖墳冢,然而求雨還是失敗了。后來高洋甚至想讓皇太后二婚,因為俗語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當然,最后沒嫁成。公元991年,北宋淳化二年,因發(fā)生大旱,宋太宗趙光義幾次求雨不成,三月己巳日下詔臣工:再不下雨,“朕將自焚,以答天譴”;又說,再不下雨,你們也燒了自己。第二日果然迎來了下雨。這些祭神求天和頒布“罪己詔”的做法雖然沒有科學道理,但對統(tǒng)治者來說,卻是應對各種災害的至高措施,希望從根本上消除災害。
二、古代中國抗災形成的災害工學
在我國古代抗災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以災害工學為核心的災害管理成就??篂氖枪湃藶榱藨獙ψ匀粸暮Φ挠绊?,而主動采取的減災措施,而這些減災措施就集中體現(xiàn)為災害工學。災害工學是指我國古代為對抗自然災害而興建工程設施的技術和技能,它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技術水平,人民的智慧。例如,公元716元,唐代多地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的蝗災,宰相姚崇組織了大規(guī)模的人工滅蝗行動,最終取得了很好的減災效果。但這一正確的抗災措施在提出之時卻遭到了朝廷重臣的集體反對和地方政府官員的抗拒。反對的聲音認為蝗蟲是上天降災,維修德可免之,而人類驅殺蝗蟲會導致更大的危害。在姚崇強令滅蝗之前,廣大黎民百姓也多向蝗蟲燒香禮拜,看著蝗蟲啃食田間的青苗而不敢靠近。姚崇的做法反映了我國古代抗災的技術和技能,是當時災害管理中災害工學成就的體現(xiàn)之一。
在我國古代抗災中,災害工學最典型的災害工程成就當屬江河治理與水利工程建設。由于我國江河眾多,水患不斷,歷朝歷代都對江河治理工作極為重視。從大禹治水開始,歷朝歷代的官府也不斷針對水旱災害,組織建設重大抵御工程,保護一方安寧,因此留下了不少鴻篇巨制。春秋戰(zhàn)國時期魏國的西門豹在今黑背磁縣、臨漳一帶主持修建了漳水十二渠以治水患。此渠對這一地區(qū)的政治經(jīng)濟發(fā)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大約一百年后的魏襄王時期,史起出任此地的地方官,再次興建大型引漳溉鄴工程,把大片鹽堿地改造成了水稻田。公元前256年,秦國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了舉世聞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發(fā)揮著重要的防旱排澇作用。此工程布局合理,設計巧妙,方便管理和運用,使得四川平原旱季可灌溉,雨季可防洪,起到了趨利避害并舉的雙重作用。秦國水工鄭國在公元前246年設計并主持修建了關中平原上的鄭國渠。此渠西引涇水,東注洛水,干渠長300余里,灌溉良田面積4萬余頃,造就了關中地區(qū)沃野千里。
從秦代往后,一些重要的農業(yè)經(jīng)濟區(qū)的形成和繁榮發(fā)展都與水利灌溉工程密切相關。隋唐以來,朝廷中的工部有專門官員負責江河治理,朝廷撥專項經(jīng)費,并動用無數(shù)民工在汛期來臨之前治理江河渠道。五代時期吳越國利用軍隊并強征役夫修浚河堤,治水治田。1268年,黃河在開封地帶大決口,殃及十五個州,元世祖忽必烈“調南京民夫二十萬四千三百二十三人,分筑堤防?!备黝愃こ痰慕M織者,從帝王、朝廷重臣、地方官員,到普通百姓都有。
三、古代中國救災形成的災害律學
由于各種災害不斷發(fā)生,救災荒政就成為歷代統(tǒng)治者一項近乎常態(tài)的政務,其主要內容是勘察災情,對災民實施救助。具體包括賑濟(災后給災民發(fā)放糧食、錢款或實物)、養(yǎng)恤(對災民施粥、供養(yǎng)和收容)、調粟(往災區(qū)調糧、調整糧食價格、或者將災民遷移到未受災地區(qū))、蠲緩(災后減免賦稅,停征地租)、安輯(通過救助使災民不外流)等。在救災荒政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以災害律學為核心的災害管理成就。
災害律學是指我國古代政府管理災害的政策、方針和法規(guī),主要體現(xiàn)為上律朝綱、中律吏政、下律民風。在上律朝綱方面,主要是將災難看成對歷代統(tǒng)治者的告誡與警示。巨大的災難甚至會影響其統(tǒng)治地位,乃至朝代更迭。因此,統(tǒng)治者會通過各種方法甚至下“罪己詔”等來祈禱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在中律吏政方面,主要是通過制定一系列關于“報災”、“勘災”、“定災”、“賑災”、“恤災”的法律法規(guī)和政策,并成立專門機構,要求各級官吏嚴格執(zhí)行。在下律民風方面,主要是對老百姓做災害宣傳,培養(yǎng)災害準備和災害應對的意識、方法和技能。例如,我國古代的歷朝歷代皆鼓勵、號召和幫助百名鑿井,以取地下水灌溉農田,有些地區(qū)還因此形成了井灌區(qū)。歷朝歷代的百姓不經(jīng)官府過問,自發(fā)聯(lián)合起來修建農田水利的事情比比皆是。例如清代時期長江流域無地的百姓前往川、鄂、陜邊區(qū)山中開墾山田,合力筑堤,挖渠引水。
我國古代歷朝歷代政府都沒有專門負責應對災害的機構,救災的事,往往由某個政府部門兼管。如周代的“大司徒”,就有救災的職責。隋唐設置的戶部,負責掌管全國土地、賦稅、戶籍、財政等事務,同時也兼管救災。從宋代到明代,救災一直由戶部負責。清代的救災,由皇帝臨時指派官員負責,大學士、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等都臨時擔任過救災大臣。民國時期,內務部掌管地方政府、戶籍、兵役等諸多事務,賑災和救濟也是其職責之一,具體由下設的民政司第四科分管,算是有了一個相對固定的責任機構。不過其級別太低,權力有限,如果遇到大的災害,還是由政府建立新的臨時機構負責。例如,1931年發(fā)生特大水災后,國民政府專門成立救濟水災委員會負責賑災。
(本文作者系中國農業(yè)大學人文與發(fā)展學院副教授;本文受到中國高等教育學會2022年度高等教育科學研究規(guī)劃課題(22DL0302)、中國氣象局氣象干部培訓學院重點項目(2022CMATCZD05;2022CMATCZD09)和北京市社科基金研究基地項目(19JDGLA008)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