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減災》| 王超深：西南民族村寨應急疏散演練的啟示與防災避險思考

本文選自《城市與減災》2022年第6期，原文題目：西南民族村寨應急疏散演練的啟示與防災避險思考，作者：王超深、張莉。

作者簡介

王超深，四川大學建筑與環(huán)境學院助理研究員、高級工程師，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工學博士， 長期從事綜合防災減災工作。近年來參與國家重點研發(fā)計劃項目《多災種災變空間耦合下的應急疏散空間韌性規(guī)劃技術與示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鄉(xiāng)村人居環(huán)境的韌性空間結構理論與規(guī)劃方法研究》等多項國家級課題，主持四川省科技廳《基于多源數據的老城區(qū)避難空間脆弱性識別及優(yōu)化對策研究》等省部級項目。出版學術專著 1 部，發(fā)表論文 40 余篇，其中 SCI、EI、SSCI、CSSCI 檢索 20 余篇。

西南地區(qū)是我國地震、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質災害最為多發(fā)的地區(qū)之一，自 1949 年尤其是近 20 年來，也是傷亡人數最多和經濟損失最大的地區(qū)。

從具體數據看，2010 年至 2020 年間，西南地區(qū)地質災害發(fā)生次數占全國的比例達到近 30%，直接經濟損失占全國的 44%，死亡、失蹤人數占全國的 47%，如果將統計年限調整至2000 年，受汶川地震、蘆山地震等特大災害影響，相應比例則更高。

2022年5月 貴州畢節(jié)織金縣山體滑坡

而西南地區(qū)地域面積僅占全國陸域面積的 27%，“七普”人口調查數據顯示其人口總量僅占全國的 18%，西南地區(qū)單位面積和人口發(fā)生災害的數量及災害損失明顯高于國內其他地區(qū)，由此可見西南地區(qū)災害影響之大。

在充分利用現代技術對潛在災害進行實時觀測、科學預測的同時，通過積極宣傳，加強社區(qū)居民對災害的認知，使其在緊急情況下能夠實現更好的自救與互救，也是減輕災害風險和減少災害損失的重要舉措。這與《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中提出的“努力實現從注重災后救助向注重災前預防轉變”的防災減災方針一致。

對廣大農村地區(qū)而言，在提高工程技術韌性的同時，強化風險防范意識和群體救災能力，構建社會韌性建設，是最為經濟可行的方法?；谖髂系貐^(qū)嚴峻的災害形勢，在國家重點研發(fā)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資助下，四川大學以貴州省黔東南州凱里市下司鎮(zhèn)清江村為實證對象，展開了應急疏散演練，發(fā)現了諸多普適性問題與具有地域特征的獨特性問題，經統籌考慮多災種避難空間需求，提出了相應的韌性規(guī)劃建議。

貴州省凱里市下司鎮(zhèn)清江村建筑聚落

一、應急演練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清江村概況

清江村地處貴州省東南部，平均海拔 655 米左右，全年無霜期 305 天左右，平均氣溫 16.5℃。東側為清水江，江面寬度 100 米左右，西側山體距離村落最小距離約 200 米。清江村是凱里市下司鎮(zhèn)政府所在地，居民以少數民族為主，占總人口的 80%，包括苗族、仫佬族等。2019 年被列入第五批中國傳統村落，清江村為 AAAA 級景區(qū)。全村常住人口約 2000 人，不受疫情影響條件下日均旅游人口約 2000 人。

村落傳統建筑多為干欄式民居，以木結構為主，上蓋小青瓦，窗戶為木質格窗 ；近年來新建建筑主要為磚混結構，外墻整體貼木以還原傳統風貌，建筑防火壓力依然很大。

周邊地區(qū)大量的火災教訓證實，如果在第一時間未對火勢進行有效控制，極易形成火燒連營的后果，考慮重大火災影響條件下避難空間設置及避難逃生路線設計，在這一地區(qū)有較強的研究必要性。

（二）應急演練思路與方法

本次應急演練以白天時段突然發(fā)生高等級地震為假想條件，通過地面 - 空中多源信息采集的手段，獲取村民應急參數、避難集聚特征等信息，總結應急演練中存在的問題，統籌考慮西南民族村寨避難空間資源的稀缺性，提出考慮應對多災種的應急避難策略和空間規(guī)劃策略。

為便于識別不同人群起訖點，不同片區(qū)參加演練的人穿戴不同顏色的帽子和背心，所有參演人員均手持 GPS 儀器記錄避難路線，演練結束后，研究人員通過起訖點時間差計算行走速度 ；對于 GPS 信號較差的區(qū)域，參演人員胸前佩戴 GoPro 移動相機，通過沿線圖像判定避難路線，通過視頻解析軟件獲取其行走速度；為更加直觀地觀察村民避難時是否存在判定延遲、空間堵塞、避難集聚等情況，在不同演練區(qū)域開行無人機進行連續(xù)視頻流的獲取?？傮w上形成以多源數據為支撐并能反饋校核的嚴密技術流程。

為提高演練的真實性，采用警報音提示的方法模擬災害來臨。演練共分兩次進行，第一次為村民基于自身對外界環(huán)境的判定，自主尋找避難空間，研究人員獲取自組織條件下居民避難行為參數、避難路線、避難場所選擇等信息。第二次由四川大學在前期調研分析的基礎上，規(guī)劃出不同片區(qū)村民應去的避難場所，并提前在地圖上予以標識，應急演練前予以講解，盡量保證村民能夠知曉避難場所的位置，以同樣的方式獲取人員演練時呈現的避難特征，并與第一次演練進行對比。

此外，為獲取村民在應急演練中存在的其他主觀感受信息，演練后研究人員與參演人員進行了詳細的溝通，詳細詢問避難時的第一感受、存在問題及建議等，并記錄在提前設計好的表格中，后期進行專業(yè)性分析。

應急演練現場

（三）應急演練中發(fā)現的問題

1. 村民不能快速判定合理的避難場所位置

通過對演練視頻的解析及現場觀察，發(fā)現部分村民在應急演練警報聲響起后，不能快速地判定應該去的避難場所。

通過后期針對性的訪談詢問，獲知其主要原因在于平時缺少對災難的認識，認為“生于斯，長于斯”的家園歷史上無大災難，固有思維認為自己不會遇到大災難，平日缺少針對性避難空間的思考。因此在災難發(fā)生時，受恐慌心理影響，在周邊無引導信息及人員幫助的情況下，自己難以快速判定合理的避難場所及路線。

2. 村民對標準地圖認知普遍存在較大的障礙

對于高密度村寨而言，如果不進行合理的避難引導，周邊人員可能向某辨識度和共識度高的場所集聚，造成該避難場所集聚人數過多，既不利于臨時緊急避難，也不利于后續(xù)的固定避難，后期可能會導致“二次轉場”的問題。因此，對于不同片區(qū)居民應結合周邊避難空間布局實施分片區(qū)避難。

為實現這一目標，在演練之初即對參演人員進行了講解和培訓，以期使其明白應至的避難場所，并在標準地圖上予以明示。但是，實際演練顯示絕大多數參演人員沒有按照預想的目的地至預定避難場所集聚。

后續(xù)的訪談獲取其主要致因如下：西南民族村寨居民受教育程度整體較低，日常生活中幾乎不使用地圖，因此，不熟悉地圖位置代表的方位，盡管在演練前由研究團隊和當地干部進行了詳細解說，但由于對標準地圖認知有較大難度，很多居民并沒有至研究團隊提出的避難場所，實際避難地與預想地差異較大。此外，不同方向的避難人群在匯流后，盲目地跟隨也是造成部分避難場所集聚人群偏多的重要原因。

3. 盲目跟隨效應明顯，互助效應加強

西南民族村寨居民以老年人和適學兒童為主，中青年群體較少。演練發(fā)現緊急情況下老年人及婦女群體在應急避難時存在明顯的跟隨效應，且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主要表現在“領跑人”自身可能存在避難空間選址不合理的問題。

此外，村寨內部雖然劃分了消防分區(qū)和片區(qū)負責人，在緊急情況下，片區(qū)負責人具有幫助他人和組織救援的義務，但演練發(fā)現這一傳統的社區(qū)救援隊伍未能充分發(fā)揮作用，自我疏散的同時，對老幼群體幫助效應不明顯。

這可能與本次疏散為演練有關系，在真實應災條件下，以家庭為單位的疏散單元在遇到困難時，受鄰里互助傳統的影響，對老幼孕殘等人群進行幫助理應是自發(fā)行為。但仍需加強日常關注或通過演練提升對這一弱勢人群的關注，以保證在緊急情況下不至于由于慌亂而遺忘。

二、 基于多災種避難空間綜合利用的思考

（一）西南地區(qū)災害特征及影響

地質災害具有避難時間短、破壞力大等特征，例如，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僅地震災害造成的死亡人員即達到 27 萬人，占各類災害死亡人數的 54%，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災害也易造成嚴重的傷亡。

西南地區(qū)總體上以山地地形為主，地質環(huán)境脆弱，上述地質災害頻發(fā)，尤其是區(qū)域內分布著我國著名的南北地震帶和青藏高原東部地震帶，是歷史上 7 級以上強震最為頻發(fā)的地區(qū)之一，地震災害的發(fā)生往往會誘發(fā)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災害，尤其是在雨季時節(jié)，多災種先后發(fā)生或同時在某地域發(fā)生，形成破壞力更強的災害鏈或災害集群。

由于西南地區(qū)人口規(guī)模大、密度高，且經濟發(fā)展水平總體較低，自建房建筑質量整體偏低，在強震或泥石流等地質災害影響下，土坯房、磚石房等易倒塌，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

此外，重慶、貴州和云南等地存在大量的竹木結構建筑，火災隱患大，除受傳統的火塘文化影響外，近年來，電器線路老化也加劇了火災的發(fā)生，在山谷風的影響下，更容易形成“火燒連營”災難，防范火災也是西南民族村寨普遍面臨的重大壓力。

總體來看，西南地區(qū)在面臨嚴峻的地質災害的同時，也面臨干旱、暴雨等氣象災害以及火災等人為或自然災害，且呈現出明顯的空間集聚特征，加之社會經濟發(fā)展水平落后和較高的人口密度，使得西南地區(qū)更易出現嚴重的災害影響。

（二）西南民族村寨避難空間特征分析

西南民族村寨大都位于河谷或山地之上，受嚴峻的人地矛盾影響，村寨建筑密度較高，且數百年來，受傳統的土地私有制度影響，村寨內部公共空間嚴重匱乏。

以本文研究的清江村為例，其建成區(qū)建筑密度高達 80%，其中私有屬性的住宅占 78%，鼓樓、會館、學校等公建僅占 2% ；其余20% 主要為河流、山體和少量的道路、廣場等，避難空間面臨供給不足的問題。

此外，在數百乃至數千年的自組織模式下，村寨內部通道較為狹窄，且大都呈不規(guī)則的形態(tài)，方向識別性差，對于山地地區(qū)村寨而言，還往往有坡度大、臺階多等特征，在強震影響下街道兩側的房屋瓦片及其他懸掛物易脫落，堵塞道路或嚴重影響疏散效率。

避難場所的稀缺性和避難通道的脆弱性，使得避難空間選址面臨更大的難度，如何統籌考慮居民避災行為特征、避難場所空間布局和避難通道安全性與可靠度，是西南民族村寨應急避難水平提升應重點考慮的問題。

（三）基于多災種避難空間綜合利用的思考

西南民族村寨脆弱的自然環(huán)境、緊張的人地關系及村寨內部有限的避難空間，決定了其避難空間利用應綜合考慮不同災種影響，例如，濱江空間能夠滿足地震、崩塌、火災等避災要求，但是難以滿足百年一遇或更高等級的防洪要求。

因此，避難空間的選址與改造應綜合考慮不同災種發(fā)生概率、影響程度，盡量實現同一避難空間能應對更多災種避難需求。

三、結論與建議

（一）應急演練能明顯提升應災能力

應急演練是提升既有避難空間預定效能的重要措施，但是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對應急演練重視不足，使得緊急情況下居民不能快速、安全地到達避難場所。日本、美國等發(fā)達國家大量的應急演練證實，日常的應急演練能幫助居民更加快速地判定合理的避難場所及避難路線，明顯提升避難空間效能。

對西南民族村寨乃至更廣大的鄉(xiāng)村地區(qū)而言，通過提升工程技術韌性實現防災減災仍缺少經濟基礎，難以在全國大規(guī)模推廣，而強化社區(qū)防災救災力量建設具有成本低、效益高的優(yōu)勢，能有效彌補政府救災的滯后性與有限性。

因此，通過加強日常應急演練，發(fā)現問題并加以改進，提升社會韌性是重要舉措。

以典型標志物為特征的心理認知地圖

（二）構建地域性的心理認知地圖

西南民族村寨居民受教育程度整體較低，且鮮有使用地圖的習慣，使得他們對標準地圖式的平面圖示信息不能快速地識別，尤其是對于信息容量較大且以規(guī)范化用語標識的圖面信息，難以獲取其有用信息，在恐慌狀態(tài)下，更無從獲取。

通過對民族村寨參演人員的事后訪談，發(fā)現他們心中有非同常規(guī)的“心理認知地圖”，其核心標識以地方性約定俗稱的地名、地域性共識度高的典型建筑等為“地圖要素”，且以符號或圖片進行標識，便于老年人及受教育年限較少的人識別，同時，該心理認知地圖將不同片區(qū)至避難場所最安全、便捷的疏散通道予以重點表達。

當平面信息采用規(guī)范化的表達方式無法有效傳導至居民時，通過此類地域化的心理認知地圖標識，可實現居民最便捷、直接地了解避難場所空間位置信息，有利于緊急情況下的應急疏散。

（三）強化災害宣傳和應急演練

與發(fā)達國家相比，我國在備災意識、心理應急能力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應積極借鑒日本、美國等國家和地區(qū)展開的社會公眾應急能力建設項目經驗，通過更加通俗易懂的視頻、音頻、文案設計等方式對如何識災、避災、應急物資準備、預定逃生與避難計劃等進行系統宣傳。

此外，加強應急演練是降低災害影響的重要手段，結合本課題研究團隊在其他地區(qū)展開的演練，發(fā)現在恐慌狀態(tài)下，居民避災跟隨他們心目中的“能人”進行避災的特征明顯，這些“能人”以青壯年群體為主，因此，加強對青壯年群體避災知識的培訓及應急演練，能明顯提升整個聚落應災能力。

（四）開展“雙盲”演練提升演練效果

當前的演練腳本設計采用事前通知的方式，參演人員由于有心理準備，因此，在反應時間、行走速度及避難場所選擇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滯后性影響，與災難發(fā)生的真實場景存在較大差距。

因此，在有條件的地區(qū)采用“雙盲”演練的方式能更好地發(fā)現潛在的問題，有利于提出針對性更強的對策，但應做好更加全面細致的緊急預案，防止演練出現過度混亂、人員踩踏等事故。